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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照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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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龙照峰,男,1979年12月30日出生于广西巴马县,现居广西南丹县。作品散见《红豆》、《草地》、《广西师大报》、《河池日报》、《河池学院报》、《空谷文学》、《南楼丹霞》、《新诗代》、《第三条道路》、《芙蓉锦江》、《南丹文学》、《时代作家》等杂志及报刊。有作品入选《中国网络现代诗歌精选》(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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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代云:桂西北诗歌,或对诗的N种看法  

2009-04-18 13:55:40|  分类: 文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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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第二届青年诗会上的发言稿

 

桂西北诗歌,或对诗的N种看法

 

一、桂西北诗歌:是幻像还是现实

   

1.桂西北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

顾名思义,桂西北诗歌是一种地域性诗歌。把地域(桂西北)作为诗歌写作命名的基础和依据,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一地域(桂西北)是否对一定数量的诗人产生过相似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否在诗人的写作过程中呈现出大致相近的倾向。只有当地域指向诗艺上的共同特征,并由此显现出这一地域诗人的独特性时,这个概念才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但要在杨克、黄土路、甘谷列、许雪萍、韦依、韦超然、龙照峰、牛依河、卜安、费城、黄尚宁、何不言、乌丫、谭宇、举子等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诗艺上的共同特征可能有些虚妄,之所以将上述诗人排列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写作显现出了某种相似性,而是因为他们和行政意义上的桂西北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事实上,桂西北诗歌这个概念和某些信手拈来的概念一样,它出现的最初意义不过是为了称谓上的方便。同时,这一概念又可以和桂东南诗群、环北部湾作家群这样的概念形成某种对应性,成为展现广西诗歌写作总体风貌的一极。

从目前的写作现状来看,桂西北已经形成了一支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群体。所以无论是扯虎皮扛大旗,还是集体冲锋,桂西北诗歌都是一个期待中的概念,虽然于诗歌写作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帮助,但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桂西北诗歌可以为诗歌评论提供有效的论述范围和评价对象,而且,把桂西北诗歌从广西乃至整个汉语诗歌写作的整体背景中分离出来,观察其源流与特点,对于认清桂西北诗歌的历史与现状并扬长避短,亦不无裨益。

(如果我们承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追求差异性的文化,那么凸现桂西北诗歌在中国诗歌(或者汉语诗歌)中的差异性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个人并不认为桂西北诗歌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现在需要“走向世界”,相反,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和铜鼓文化在以前的桂西北诗歌中表现得并不充分,其生命活力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比如在形式上,我就很希望看到用彩调叙写的现代诗剧。)

因为论述角度之原因,本文中“桂西北诗歌”这一概念是指行政地理意义上的“桂西北诗歌”。

 

2.桂西北诗歌的前世今生

桂西北文学兴起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敏之的诗歌创作主要以古典诗歌为主,现代诗歌大概只能上溯到五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代表诗人是包玉堂。表现民俗风情,尤其是像桂西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的民俗风情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潘琦的散文、蓝怀昌的小说都显示出大致相近的趋向,他们同时也创作诗歌,但不以诗行世),其代表作《走坡组诗》对少数民族婚俗的描写,《虹》对苗寨神话故事的叙述,《清清的泉水》对壮族仫佬族民族团结的颂扬,莫不如此。

包玉堂的诗歌有明显的桂西北特色,杨克的诗歌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完成了社会转型时期诗歌写作由地域性向时代性的过渡,其《小银孩》以桂西北南丹大厂锡矿的传说故事为描写对象,《走向花山(四首)》则以壮族文化精神作为诗歌载体。90年代后,他的诗歌写作逐渐向都市生活倾斜,地域特色逐被诗人面临的都市文明的新经验代替。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判断更年轻的桂西北诗人没有受到桂西北传统的浸染。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文体特征。今天,由于信息传播途径的改变,诗人们可以通过民间刊物和网络接触到大量诗歌信息,这样,外来的文化想象和旧有的文化资源便产生了融合,写作资源的丰富性使桂西北诗人的诗歌写作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杨克因为在第三代诗人中善于处理商品时代的诗歌经验而成为中国诗歌先知先觉式的人物,以《天河城广场》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展示了都市文明广场文化的特点,对于长期处在温情脉脉的农业文明想象中的中国诗歌而言,无疑是良药一剂。甘谷列的诗歌则致力于表达对都市文明中人情冷暖和价值观念的批判,近年来又增加了很多无可奈何的情绪,其《矿山诗章》因内容独特而具有一定的价值,而早年的《广州诗章》描写自己的打工体验,相对于今天的“打工诗歌”而言,无疑有先行之功。韦依的诗歌自成体系,在日常生活之外构建了一个女性的魑魅世界,意象奇特,语言出神入化,常常出人意表,颇见功力。

卜安的诗歌致力于表达感伤的个人体验和卑微的日常生活,表达对青春、家园、爱情等美好事物的失意以及对日常小事的爱恨交加。费城则更多地沉耽于村庄文明的想象之中,这可能与他童年的乡土生活及海子的影响有关。相对而言,牛依河的诗歌浸染着较多的抒情传统,他热爱讴歌美好事物,力图在物质时代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何不言的诗歌带有明显的京城口音,句式长,形式自由,带有巫(神)化色彩,大概是在成长的历程中受了西川的影响。另外如黄土路、许雪萍、黄尚宁、韦超然、甘应鑫等都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而河池学院的学生中,举子、韦棕菲等人也在茁壮成长之中。

 

二、河池学院:是障碍还是桥梁

 

1.河池学院为诗歌作了什么

把河池学院(河池师专+宜州民师)作为桂西北诗歌批评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桂西北诗人中,钟纪新、黄土路、韦超然、寒云、龙照峰、牛依河、费城、卜安、乌丫、谭宇、吴家谋、黄霜等人都毕业于此;第二,河池学院的自办文学刊物在广西区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河池学院出作家似乎是广西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共识,产生这种共识固然和河池学院的自我塑造有关,但是,凡一平、东西、黄土路、韦佐、王卓等人的卓越成绩才是加深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河池学院内文学刊物众多,班有版刊,系有系刊,校级文学社团即有南楼丹霞、空谷、山花等,办有《南楼丹霞》、《空谷》、《山花》、《堆云》等四种文学刊物,这在同级同类学校中是比较少见的。其中,《南楼丹霞》是其典型和代表。

《南楼丹霞》的前身是创办于1994年的《南楼风》,后来和《丹霞》合并,称《南楼丹霞》。早期的《南楼丹霞》和一般的学生自办刊物并没有两样,即立足校园,给学生中的写作爱好者提供发表的空间和阵地,后来逐渐发展成有一定办刊理念,有一定导向,重视对外交流的文学刊物,这和何述强老师的不懈努力相关。

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河池师专报》和《南楼丹霞》曾先后开办过甘谷列主持的“广西青年诗家”,黄土路主持的“广西写诗人”,费城主持的“广西80后”等诗歌专栏,栏目不仅发表诗人的作品,同时配发评论、诗观和照片,涉及到的诗人不仅有杨克、刘频、非亚、刘春、盘妙彬,还有花枪、伍迁、何不言、三分夜色……,广西诗人几乎囊括其中。近年来很少有刊物像河池学院的文学刊物一样,对广西诗歌作如此全景式的梳理。这一成绩之所以被低估和忽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两张报纸寄赠的对象仅限于广西文化界;第二,这两张报纸同时刊发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河池师专报》是河池师专的机关报,其内容还有新闻,人物通讯等)冲淡了诗歌的印象;第三,报纸每月出版一期,周期长,而且每一期介绍的诗人也有限(往往只有一人),如不是专门收集整理,读者很难一窥全貌。

    此外,就我参与的诗歌活动,还有南楼丹霞文学社创办的《南楼丹霞》诗歌杂志(因为种种原因,只出版1期),河池学院党委宣传部、河池学院团委、河池学院中文系和河池日报社联办的河池学院诗歌节(2005年4月,是广西高校第一次举办诗歌节)和《乌合》诗歌读本(2006年创刊)。

   

2.铜板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从第一部分看,为什么河池学院为诗歌所做之事不少,但却影响寥寥。我想这和文学教师的身份,和文学教育的弊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东西在《时代的孤儿》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对于写作而言,学校所学知识完全失效了。这不是东西个人的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河池学院的问题,诗歌教育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中学、大学课堂,至今仍聚讼纷纷,尚无定论。

写诗不可以教,这基本上是常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文学创作领域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桂西北诗人当中,黄土路、韦超然、寒云、牛依河、费城等都不毕业于中文系,韦依、吴真谋甚至没有上过大学。

在我看来,诗歌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诗歌教育和诗歌写作脱节。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重视向学生灌输貌似正确的知识,但诗歌作为文学中的先锋,创新才是其生命力,缺乏先锋性的诗歌,大多是和时代格格不入的作品。第二,诗歌教育和时代脱节。目前,当代文学在介绍诗歌时,很多老师止步于朦胧诗人舒婷,近20年来的诗歌写作被忽视和遮蔽,其结果是学生的诗歌写作和诗歌理想不是当代的诗歌写作和理想。第三,诗歌教育往往只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臧否诗歌,避重就轻,不得要领。这样一来,大学中文系对诗歌写作而言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纵观高等学校学生诗人的写作经验,诗歌教育往往是诗人的自我教育,即诗歌社团对诗歌课堂的替代。对于爱好诗歌写作的学生来说,诗歌社团里志同道合式的互相激励比讲台上的夸夸其谈要好得多,也有效得多。从河池学院走出来的青年诗人,如费城、牛依河、卜安、乌丫、谭宇,他们恰好是同一届毕业生,在学校里就结成了诗歌的“死党”。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河池学院走出来的诗人为例,他们的诗歌显现出不少被文学教育戕害的痕迹,(文学课堂上讲的那些条条框框)要脱掉这一层教育戕害的蛇皮,会浪费诗人很多精力和时间。

 

三、地域性:是命运还是前途

 

1.需不需要一种叫桂西北的诗歌

每一个文人(尤其是诗人、作家)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而文化身份和地域的关系最密切,诗人生活的特定时空为诗人提供了独特的时空经验,这些时空经验在诗歌中表现出来就变成了诗人的文化标志,比如杨克的《走向花山》、《夏时制》、《天河城广场》、《人民》这些篇章就和诗人的生活境遇有很大的关联。更深层次的影响则表现在时空经验对诗人气质的影响上,比如韦依,诗笔所展现的是一个和生活的世界保持着距离的世界,诗歌的这个世界和现实世界关联不大,它来自诗人的文化想象,来自诗人隐秘的时空经验。今天,伴随着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诗人间的差异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关联不再那么明显,而且文化共享又模糊了文化身份的差异。对于桂西北诗人而言,他们和广西,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诗人一样,起点是相同的。因此,倡导桂西北诗歌与这个潮流有些背道而驰。

但是,诗歌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地域性特色了呢?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世界性”、“超越性”和“纯粹性”的诗歌?事实上,鲁迅早年就教导过我们: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问题的,“民族的”到底在哪里?

我们常常把“民族的”称为本土化。我想,诗歌的本土性应该包含这些内容:要表达本土的情感、生命体验和时代精神,要植根于文化土壤之中;要发现并吸收古典诗歌资源并汲取营养,要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诗歌传统而不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修正诗歌传统。同时,诗歌的本土化不仅要在本土文化的层面展开,应该同时扩展到本土现实的层面。对于广西诗歌而言,即抛弃“现代性”焦虑,回归时代现实,重建广西诗歌的传统。(我个人愿意把杨克早年提倡的“百越境界”理解为广西诗歌的传统之一)

 

2.为何而写:对诗歌的一种想法

为何而写?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终极问题,就像为何而生一样,让人莫名其妙,不知从何处答起。因为写作毕竟是个人的事情,一千个人或许可以找到一千零一种写诗的理由,因此我个人愿意从评论的而不是写作的角度,来谈论我所认为的诗歌写作有效性的两个纬度:一是经典性,二是时代性。

所谓经典性,我称之为为了文学史的写作。众所周知,没有哪一种技艺像文学这样师承众多又复杂,前代的所有作家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教育告诉我们,经典就是一块块石头,就是地基,我们站的石头越高越大,我们的基础就越雄厚,就越有超越性。事实上,前代作家可能并不是闪光的石头,而是烂泥潭,跳进去只会越陷越深,等跳将出来了,固然给自己挖烂泥潭积累了些经验,但却浪费了很多时间,更多的人跳不出来,只能在别人的烂泥潭里挖。因此,文学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即,别人挖过的地方,就不要再去挖了,挖得再好,挖得再大,那也是别人的泥潭子。

时代性是指诗歌应该为有“为时代作证”的责任感。正如黑人作家莫里森说:“写作是为了作证。”“坚持为历史作证的作家,忠实于人类苦难记忆的作家,其实也是最富于时代感的作家。”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是胡适进化论的文学观?胡适并不留心,文学问题并不像生物问题那样进化导致优胜劣汰,也不是后代文学一定优于前代文学)因此,文学必须要反映自己的时代,如果偏离了自己的写作时代,就失去了诗歌评价的标准,就算写得非常好,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好(学校文学教育的特点似乎就是为了另外的时代),也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时代性也是一个非常宽泛和模糊的概念,我在这里所指的时代性是具体的,是每一个诗歌写作者个体,就自己所处的环境,就个人气质,就诗歌理想诸方面,对时代经验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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